沈母是在军区大门口被拦下的。


    那天早上沈聿恒本来要送她去火车站，临时被营里叫走处理紧急训练事故，就让她自己搭后勤处的顺路车去。


    沈母拎着包袱和周玉兰走到军区大门口，哨兵伸手拦住了她。


    “同志，请出示证件和出门条。”


    沈母从兜里掏出沈聿恒给她开的出门条递过去。


    哨兵接过来看了一眼，又看了看她，目光在她胳膊上停住了。


    沈母穿了一件长袖褂子，可袖口往上蹭了一截，露出手腕上一片红点子，有的地方挠破了渗着黄水。


    哨兵皱了皱眉，又看了一眼周玉兰。周玉兰正拿手指头挠后脖颈，脖子上一道一道的红印子，头发里好像还有东西在动。


    哨兵往后退了半步，把出门条收起来：“同志，你跟我来一下。”


    沈母被带到了军区卫生所的检疫室。


    检疫员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军医，戴着白口罩白手套，拿放大镜在沈母袖口上找了一会儿，又翻了翻周玉兰的头发，脸色变了。


    “虱子，活的还挺多。”检疫员合上本子，拿起桌上的电话摇了摇“接政军区医院，我找季主任。”


    季主任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开会。她听完之后沉默了几秒，说了一句“按规定办，一定要确保消杀干净。”就把电话挂了。


    沈母和周玉兰被送进了军区后面的隔离所。


    那排土坯房在家属院最北边，紧挨着戈壁滩。平时没人去，窗户上钉着纱网，门口挂着草帘子。


    每天有卫生员来送药，六六粉兑了水，擦在身上一股刺鼻的味道。


    衣服被褥全被收走，搁在大锅里煮。


    沈母在隔离所待了六天，每天拿六六粉擦身子，擦得皮肤又干又痒，比虱子咬的还难受。


    周玉兰的头发被剪短了，剪下来的头发扔进灶膛里烧了，烧的时候噼里啪啦响，听得她直掉眼泪。


    第六天，卫生员检查了一遍，说虱子没了，卵也没有了。


    但还得观察三天，衣服被褥都要重新换过。


    沈母被关了整整九天。


    这九天里她在隔离所的土坯房里翻来覆去地想，越想越气。


    她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大的亏，被人从军区大门口拦下来进隔离所。这事儿传回沈家村，她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？


    都是那个荣臻臻害的。


    要不是她，自己能跑这么远来遭这个罪？要不是她，自己能得虱子？那间招待所好端端的怎么就闹虱子了？一定是荣臻臻搞的鬼，那个贱蹄子，什么下作手段都使得出来。


    “不走了。”沈母突然对着周玉兰说。


    周玉兰愣了：“妈，不走？那咱住哪儿？咱们这刚染了虱子，别说荣臻臻了，聿恒也肯定不会让咱们在住院子里的。”


    “回去。那间屋子不住，找别的屋子。我是沈聿恒他娘，他不能把他娘撵到大街上睡去。”


    她带着周玉兰又回了家属院。


    这回她没去荣臻臻那边，直接去了隔壁刘婶子家，进门就往凳子上一坐，揉着胳膊上的红印子跟刘婶子诉苦，说招待所不干净，她一个老婆子遭了罪，今晚没地方睡。


    刘婶子心里头跟明镜似的，可面子上抹不开，总不能真把沈聿恒他娘赶出去。


    她在巷子口站了一会儿，正好赵婶子路过，两人嘀咕了几句。


    最后赵婶子把自己后院一间堆放杂物的耳房收拾了出来，那间屋子是放农具和干菜的，没炕，但好歹有四面墙一个屋顶。


    赵婶子给铺了张行军床，抱了床旧褥子过去，又拿艾草熏了一遍屋子。


    “将就住吧。这屋子干净得很，刚熏过，不会有虱子。”赵婶子把门带上之前，似笑非笑地看了沈母一眼。


    沈母咬咬牙住进去了。


    没虱子，可也没水没灶没茅房，夜里要解手得摸黑走到院子东头的公厕去。


    她心里憋屈得要死，可嘴上不敢再挑三拣四了。


    她怕赵婶子，那个老东西说话做事滴水不漏，她找不着缝儿叮。


    等沈聿恒知道这一切的时候，他都没有法子了。


    本来想着她们把虱子治好就送回河省，结果又给他来这么一出。


    但到底是自己老娘，只能认下了。


    荣臻臻倒是无所谓，闹去吧。


    第二天上午，沈母顶着一身红印子站在家属院巷子口乘凉。


    几个婶子端着碗在榆树底下吃早饭，看见她过来，招呼也不是不招呼也不是。沈母一屁股坐下来，撸起袖子露出胳膊上挠得一道一道的红印子，开始诉苦。


    “各位老嫂子评评理，我从河省大老远来，坐了四天车，来了连口水都没喝上。我儿媳妇连碗饭都没给我端过，我饿了三天，自己啃的干粮。那招待所还闹虱子，咬得我浑身是包，你们看看，你们看看……”


    她胳膊上确实惨不忍睹。


    几个婶子面面相觑，心说人家荣同志多好一个姑娘，怎么摊上这么个婆婆。可沈母哭得凄惨，当着面也不好说什么。


    沈母见有人听，更来劲了把裤腿也撩起来，小腿上全是红道子。她一边挠一边哭诉，声音越来越大，半个家属院都能听见。


    “我那个儿媳妇啊，你们是不知道。在老家的时候她就赖上我儿子，大冷天往河里跳，逼着我儿子娶她。来了部队，成天吃香的喝辣的，白面红糖奶粉往柜子里塞。我儿子一个月那点津贴全填给她了，我跟她要碗奶粉冲给孙子喝，她把我推倒在地上……”


    “你放屁。”


    一道脆亮的声音从人群后面响起来。


    众人回头一看，赵婶子端着一簸箕干菜站在那里，脸沉得跟锅底似的。


    赵婶子把簸箕往地上一搁，走到沈母面前，“老嫂子，你再这么编瞎话，我就去政治部找周主任。哪里有这么编排家属的！”


    沈母的脸涨得通红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憋出一句：“我是他娘……”


    “你儿子他娘，不是你儿媳妇她娘。你儿媳妇没吃过你一口奶，没花过你一分钱，你凭什么跑人家家里翻柜子骂人？”赵婶子一字一顿，“老嫂子，我奉劝你一句，见好就收。不然你儿子脸上也不好看。”


    沈母被当众揭了底，面子上挂不住，腾地站起来，拍拍屁股就往巷子里面走。走了几步又回头瞪了一眼赵婶子，那眼神恨不得在她身上戳俩窟窿。


    可她心里清楚，赵婶子说得在理。她要真闹到政治部去，把随军的事翻出来，别说她，连沈聿恒都得吃挂落。


    当天下午，沈母去了沈聿恒家。


    荣臻臻正好不在，带着两个孩子去卫生所打疫苗了。


    沈母用发卡撬开了院门，进了屋。


    她先把灶房和里屋都转了一遍，确认没人，然后从自己贴身的衣兜里摸出一个布包。


    布包打开，里面是她攒了半辈子的钱和票。


    有十张大团结，三张五块的，还有一沓粮票布票工业票，用橡皮筋扎着。


    这些钱是她这些年从沈聿恒寄回去的津贴里一张一张攒下来的，还有沈家大哥给她的养老钱，总共三百多块。


    她只要把钱放在荣臻臻衣柜里，在倒打一耙说她偷自己钱。


    她攥着布包在屋里站了一会儿，牙一咬，走到里屋，拉开荣臻臻的衣柜。